这种宪法宣誓就是公职人员将宪法价值借助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仪式而表达的确信情感的制度，通过庄严、肃穆的仪式，烘托出宪法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昭示宪法的至上权威。
在对本案典型意义的解读中，法院强调，本案还反映出行政机关对于已经作出的许可予以撤销过于随意，并未意识到行政许可一经作出即对相对人产生信赖保护利益。行政许可吊销的作出在程序上应当适用听证机制。
撤销行政许可亦属于实施行政许可。撤销与吊销都是基于特定的违法事由，由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6]当前我国有多部单行法规范规定了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登记证书、取消资格等行政处罚。关键词: 行政许可证件 吊销行政许可 撤销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一、引言许可证或者执照，是行政相对人从事某些法律对一般人禁止事项的合法依据。依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第31条规定，决定撤回你单位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
如在无棣县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与杨风凯城乡建设房屋拆迁行政强制纠纷上诉案中，原审法院认为：被诉撤销许可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复议决定援引行政复议法28条第1款第3项作为法律依据时，未明确具体适用该项五种违法情形的具体类型，更未阐明具体理由，给当事人依法维权和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造成障碍，构成适用法律不当。逾期仍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行政许可
[53]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组织是不需要以动机结构作为补充而只依靠命令就能运作的。这里的转变是从价值到实定法的转变，是从理论思辨到具体技术的转变。[40]那么，宪法通过何种方式体现这种激励机制呢？宪法工程立足于实践，不探讨具体的价值，但描述价值生成的环境。引入宪法工程，对于理解宪法学、尤其是政治宪法学的理论逻辑有很大帮助。
重点是，模型要经得起经验检验。[43]See Cass Sunstein,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44]前注[7]，张千帆书，第37、38页。
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3]宪法作为人权法被过分强调，但作为国家组织法却无所作为，就更不要说我们去深刻论证宪法如何塑造民主、实现民主。[13]参见前注[2]，林来梵文。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入手，宪法工程正是考虑到了宪法的前提假定和逻辑，它是根本法实证化之后的理论探索，围绕着民主展开制度设计，因而也不同于传统的狭义的政治宪法学，并且会为政治宪法学的发展打开新的领域。
换句话说，在稳定的政治社会，宪法就要承担起表征民主的任务，宪法就是统治结构的重要一环，而民主说明了作为统治文件的宪法的权威基础和效力来源。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例如，哈耶克用自发秩序（自我成长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扩展秩序）来描述社会结构和制度演进的逻辑，而其对立面就是建构秩序（人为制造的秩序、外力产生的秩序）。面对这样的挑战，规范宪法学认为政治宪法学将宪法现象看成一种政治现象，而且主要是看到了宪法现象作为始源性政治现象的那个片段，并在方法上不去区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而是相应于‘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径自采取政治学的方法。
卢梭在其理论体系中提到了政治法，它是规定整个共同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者说是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的法律，也可以称为根本法。民主宪法从社会契约论推导而出，体现人民的意志。
[7]这种校正性效力正是宪法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的评价（review）结果，是对违宪行为的校正。实证化是任何科学都必不可少的元素，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果总是围绕着哲学命题，并不能完全证成其科学性。
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社会或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们无非就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真实的民主必须要落实到现实之中、制度之中，形成具体的规则和制度结构，它们发挥功效又会形成不同的民主模式，影响政治秩序乃至政治统一体的成败。萨托利指责现在的宪法学——那些法律积极主义及分析法学派，特别是欧洲与拉丁美洲培养的一批法学家，他们唯一关心的和所受的训练就是法律的演绎一贯性。[54]以演绎一贯性为己任的宪法学不能适应转型的任务和需要，也不能充分解决分裂社会中的问题。参见前注[15]，[法]卢梭书，第69、129页。
密尔说：我们首先要记住，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现代宪法被认为集合了政治性和法律性，[14]这两种属性都在贯彻宪法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
[49]它是规范准据上的虚无主义。[52]李少文：《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之反思：理想、规范与现实》，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总第45期）。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1、2、4页，第2篇。[24]同前注[5]，[德]施密特书，第251—292页。
然而，制宪是让民主制度化和宪法化，形成根本法实证化之后的具体规范，问题于是就转化为根本法实证化之后如何实现民主，按照通常的说法，那就是宪法如何实施。问题是，创造出来的政府究竟要如何运作呢？这就涉及到了宪法工程中的角色假定。[42]在宪法学领域强调宪法工程，主要是要说明宪法及其运行如何映射宪法的政治法属性并实现民主宪法的目标，从而将规范的宪法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也基于此来反思规范和制度的合理性。涉入到这个层面，宪法工程就不再是纯粹实证的，而是怀有价值理念。
美国联邦宪法就是经典的例证。这个过程就如同建设一项工程，如同设计一台机器。
[52]更重要的是，这才能彰显宪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肖蔚云：《新宪法对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1期。
从过程的角度看，宪法工程不再强调规范的演绎推理，不完全依赖于司法的校正性效力保障，而是强调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所具有的作用。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
[6]在规范性指引之下，宪法的效力必须仰赖法院或准司法机构来实现，这也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逻辑。本文提出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探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并不意味着宪法工程就排除了集体行为、阶级、社会团体、政党等研究对象，也不否认整体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价值。站在民主宪法的角度，宪法首先是国家的组织法，通过宪法设计民主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结构，所输入的是人民建立国家和政府的根本意志。释义学无力回应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与宪法发挥效力的全部过程。
这种效力固然是宪法秩序的重要基础，是宪法权威的重要保证，但并不能说明宪法的全部效力形式和形成宪法秩序的全部过程，因为它无法涵盖宪法在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中的作用，宪法工程正是在这个层面加以运用。[45]这个概念的实质范围大于宪法解释学。
如萨托利所说，宪法的最基本内容就是提供国家的基本架构。所有的宪法都要完成组织国家（政府）的任务，所有的宪法都必须对权力配置的制度选择做出规定——权力的区分作为基本原理就是体现。
[47]前注[7]，张千帆书，第39页。[33]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
